师徒传承是传统武术传承最主要的传承方式

周伟良：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一讲我和大家谈谈有关传统武术与传统师徒传承的问题。我们在谈到传统武术时，什么是传统武术，其中有一个内容，在农耕闻名中传统武术是以师徒相传为一种传承方式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传习某种技艺为纽带而形成的师徒传承，几乎是所有文化艺术门类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一切，由历史跨度以经验认知为主导的文化事项，也必然交付给这样的历史绵延。

周伟良：中国传统武术也同样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师徒传承是传统武术传承的一个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谈拳授道，贵乎传人，就是怎么选择你的传人。择徒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范畴，中国武术史上各家拳种门派，无一把各家拳种的传人，视为本门能否繁盛所在，从表象上看，这种择徒似乎和现代体育运动中的选才有点相似。但现代运动员的选才一般考虑所选之人的各项生理、心理指标、遗传因素以及技术训练的可接受能力等等，而传统武术中的择徒，从他反映出来的具体要求看，两者，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首先在择徒问题上看一下传统武术的要求有什么，传统武术对择徒有什么样的要求。

提高技击能力是传统武术最主要的价值追求

周伟良：提高技击能力是传统武术最主要的价值追求，然而，武术的技击格斗能力并不是一种天然性的搏斗，而是在一定条件下训和练的结果，所以前人说过，“凡百学矣，莫不有师，况乎技击之学”。如果没有师承，如何使得后来者习得武中奥义呢，在师徒传承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谈拳授道，贵乎择人，这包含了两个含义，只有选择好的传人，才能习得上乘武功，能不能习得武功，练习到它的至高境界，要看传人的素质如何；第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本门武功不致中落。因此择徒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伟良：根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择徒问题上，传统武术关注的不像今天运动员选材，首先关注对象的生理指标，而是关注被择者的道德状况，这种情况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纪录，西汉时期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曾经说过，“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如果缺乏了这四样东西，就不能传兵论剑，很显然，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已经把良好的道德品质看成传兵论剑的首要条件。历史上，许多人恪守着这条理念，尤其进入明清时期，习拳应以德行为先，已经成为整个习武群体的普遍认识。同时，大到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浸，就是对违反这个律令的警告。因此，各种门规的制定也是对传人的要求，在各项要求中，道德是最基本的基础。道德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日常传统社会中被普遍认同的日常道德伦理。五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未习武，先观德。”这个德，就是指这方面的内容，你还没有练武，我先看你的德行如何，被择的人日常的道德伦理。比较早的记载着这方面要求的，我们可以看到是黄宗羲儿子黄百家在他的书中说的“五不可传”，哪五不可传呢？当时内家拳定出的五不可传，这五不可传的内容表现为：一，心险者，二，好斗者，三，狂酒者，四，轻露者。第五，骨肉之钝者。前四条全是道德标准，不论是心地险恶的人还是好酒狂饮的人，还是动不动就想显露一下自己的人，都在他的否定范围之内。

周伟良：清代的杨氏太极拳谱中就有五不授。这些条规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择人的具体要求。唯物主义者认为人们总是根据他们所依据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从他们所进行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环境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在农耕社会中，这一种道德伦理具有十分广泛的认同性。尽管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欧美风的冲击，但尽管如此，民国期间，人们还是恪守着对传统武德择徒方面的道德理念，尽管像民国时期的意拳创始人王芗斋认为传统的师徒传承现象流弊众生，他也在他的书中说到一句话“解除师徒制，建立一种新型的传承关系”，但他对怎么择人，择什么样的人中说，择人首先应该首重德行，如尊师敬长，信义仁爱等等，这些内容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武德在农耕社会中的内容。

周伟良：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民国二十三年一份拳谱抄本中也有明文规定，“不传者有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以上四者凡其一者，概不传”。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但这种要求照样深入在广大习武群体中，并且被肯定。1999年，本人在进行有关传统武术的社会考察时，曾得到了几本近十年来民间自编自印的拳谱，这些拳谱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有关择徒的内容。比如说1985年编的河北孟村胡氏八极拳拳谱中，要求所有的八极拳弟子遵守1935年制定的谱规，要求习武者首重人格。一本1991年编撰的沛县六部教大鸿拳谱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收徒要严加选择，习武者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方能入门，同时规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不教。您看，这些东西在传统习武群体中，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但是，这种择徒的内容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和文化认同。

周伟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内家还是外家，不管是少林还是太极，在这个问题上，在择徒的道德问题上，是趋于雷同的，一些传闻故事也以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有时候，一个人无意中的道德行为往往使得这个人能成为某一拳种的一个传人。传统的择徒要求中除了道德内容以外，也包括一些对被择者个人悟性在内的其他方面的要求，我们刚才说了，传统武术是需要习武者在个人长期的不断实践中感悟体会。因此需要有一定的悟性，没有一定的悟性和相应的身体条件，也难得其中的奥妙。之前所说的“骨肉之钝”就是指生理条件。

周伟良：另外也有个别拳谱还涉及到了习武者的生理年龄，但不管有什么其他内容，从总体上看，传统武术从总体上奉行的是一种道德决定论。

周伟良：为什么要强调这种道德决定论呢？很显然，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道德看作根本，其他不过是道德的枝叶。我们已经讲得比较多了，第二，是习惯于经验的把握，因为在农耕社会中，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当然，传统武术难以提出具有近代体育理论意义上的选材理论和选材要求，作为师父所熟悉并运用自如的是知其然的经验感知和实践把握，并不在于知其所以然的理论说明，仅仅是重视经验，这个小孩能不能带出来，他一看，就会知道，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内心感受看问题的。

周伟良：另外，为什么强调被择者的道德状况呢？这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内容，强调练武者的意志品质，而意志品质是任何一位习武者都必须具备的素质要求，在传统武术看来，你身体有一点残伤没关系，只要有了意志品质，加上训练得法，就能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照样能够练出惊人的功夫，这就是传统武术理论中一再强调的苦寒出高手。因为意志品质是属于一个人的道德范畴，我们有时候也把两者连在一起讲，叫道德意志品质，然而对于其他人的生理条件来讲，不管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男是女，传统武术都有它适应不同人的练习方法。身高者怎么练，身矮者怎么练，身重者怎么练，身轻者怎么练，所以在传统武术看来生理条件不是决定性的，哪怕身体有伤害，但只要有了信心，照样能够练成工夫。所以在这一点，传统武术特别强调习武者的意志品质，道德状况。

周伟良：这是对习武者的总体要求，我们谈了对习武者的道德品质是首要的要求，虽然也有身体条件，但总体上看主要是被择者的道德状况。这在传统社会中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择徒样式，择徒样式在结构上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具体的选择过程，一个是拜师的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择徒的第一个过程。

周伟良：按照中国人习惯的人际交往方式，如果以自我为基点，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物，一个就是自家人，一个就是外人，自家人的范围主要由家庭内部成员组成，另外也包括亲朋好友，自家人以外的就是外人，这种内外相分的处人方式到传统武术，也就有了立于师门之内的入室弟子和未登堂的一般弟子，而入室弟子和未登堂弟子中又有一个前后的关系，入室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常用词，起源比较早，在晋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讲入室弟子在文化传承上特有的意义，传统武术也是这样。尤其是一种技击奥义，向来被拳家视为枕中红宝，不肯轻易视人，但在香火延脉的观念下，就有了既要使本门后继有人，又要对传人进行选择的情况。这样也就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这时候的徒尚未正式登堂入室，因此只能一般弟子，因为对一个人道德品质、体悟能力的考察，是难以立竿见影的，所谓日久见人心。

周伟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以后，如果觉得被择者可以，再授以他功夫奥秘，以及他自己平时的积累，因此入室弟子、一般弟子两者的认定要求不同、考察方式不同、认师的要求不同、传承内容也不同。在传统武术中，只有递帖拜师以后，才算真正形成了带有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名分，否则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学生，或广义上的徒弟。与此相应的师父，也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老师。

传统武术中的师徒关系

周伟良：学生与徒弟不同，这是本人在社会考察中被许多习武者一致强调的，直到今天，传统武术的择徒理念和方式，在广大习武群落中依然有着影响力，被不同人不同程度地认定。对于入室弟子考察的侧重，依然是道德意志品质，其中既有对忠孝仁义日常道德的考察，也有强调耐苦恒情的意志品质，通过一段的时间考察对象，这就是入室弟子和一般弟子的差别，考察时间的长度，拳种门派不一样。刚才说了，《少林拳术秘诀》中说是三个月，一般我听到的拳种是两到三年。通过两到三年的考察了解被择者的真正状况，了解他的意志品质到底如何。

周伟良：这样，使得习武者为以后的发展做好了精神与技术上的准备，如果在这个时间中不被师父所认定，那么习武者就在这个传承关系上断层了，难以作为入室弟子。

周伟良：现在我们看一下拜师的形式或过程。师徒的名分被确立以后，在传统武术中必须通过一个递帖拜师的仪式，在传统过程中拜师是一个慎重庄严的事情，它的作用是在拜师者在经过长期的被考察以后，在产生强烈的精神感受，因为考察仪式是非常隆重的，通过这个仪式使得习武者内心再产生一次碰撞，目前很多资料对于这方面的记载不是很明确，但大量的社会调访材料却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了一个大致情形，事实上，不管是燕赵齐鲁还是晋豫巴闽，在我所调查的所有拳种中，许多拳种都存在着相同的递帖拜师程序。

周伟良：首先要有介绍人，介绍人在北方被称为引师，顾名思义，他是起到把徒弟与老师引到一起的作用，有特别讲究仪式的拳种，比如梅花拳，除了引师以外还要有送师，送师者必须要把徒弟送到拜师的场地，这就是一些拳种中所谓的三师在位。哪三师呢？引师、送师、师父。南方的一些传统拳种拜师中也有介绍人，比如莆田拳中有叫引师的，也有叫中间人的，非常有趣味，比如咏春地方把“中间”两个字改成“中见”，就是取“见证”之意，另外他还要求有家人的亲属在场，行礼节，方为重视之道。

周伟良：第二步，拜师者在正式磕头之前必须写有拜师的帖子，又称“门生帖”，帖子的内容简繁不一，但格式大体相同，这种拜师帖起码要准备三份，一份给师父，一份弟子自备，另外一份给引师，以示尊重。

周伟良：另外，磕头时还要发下誓言，因为拜师是确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统社会中尊卑长幼伦理的折射，对于师父的叩拜事实上就是确立一种尊卑长幼，另外在拜完师以后还要向拳种中的祖师叩拜，有些拳种祖师的名气很大，此时师父少不了要给拜师者讲一些本门的规矩和勉励的话，这样拜师过程就结束，从而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师徒。也就是说，拜师者已被正式收入本门的谱系之中了。

周伟良：顺便说一下，不少拳种都有本门的资辈排列，比如八卦门、罗汉拳等等，都有自己的资辈排列。随着社会的进程，以上磕头拜师的内容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变化，但是，拜师过程中需要介绍人、递帖和拜师的三个结构，至今在实践中被许多拳种所普遍延续着。

周伟良：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对于选徒的要求，传统武术在对徒弟提出要求时，另一方面也对师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家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传统延续。传统武术中的师徒关系，也是通过模拟的血缘关系为机制，从而形成了以父同高的师，和与儿同高的徒，所以人们习惯上称呼的师父、徒儿，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谓的血亲传统遗风。在这之中，师父处于中心地位的家长，赋予了特殊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与要求。我们看一下师父的地位与作用。

周伟良：韩愈对于师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诠释，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在人类文明的传播中，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黄宗羲说过，古今学有大小，该为有无师而称者。在传统社会中，以经验著称的百功著意（音）的绵延，也是通过师父对后继者的帮带，其中包括武术。必须要有老师的传帮带，武术中有一句话“苦练三年，不如老师一点。”就说明了老师在武术文化绵延中的重要作用。

周伟良：对于老师价值的肯定集中体现在敬重师道上，从习武者的角度讲，师道大约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就是听从师父在传继过程中的种种要求与吩咐，循序渐进。第二，伦理学意义上对师父本身的警钟，为此，许多拳种无论在行为还是观念上都强调师道的尊严，并制定了许多门规戒约。有的门规中还说每当年节时还应当行拜师礼。南方的白鹤拳中每月农历初二、十六，有请师问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凡是有违师道者，则被视为轻狂可恶，不可教者。

周伟良：传统武术中的师徒关系，本来就是多边社会关系中的一种，但在传统社会中，这层关系也被血缘化、伦理化了，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所有传统门派坚奉不移的心跳，体现出了“师”在这一层关系中的至高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日本两国学者在进行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中，也收录到了类似的材料，其中问“习武弟子对于老师的命令必须服从吗？”回答“是的。对于老师的命令必须服从。”传统社会中的父为子纲在传统武术中就转换为了“师为徒纲”。当然，在对为师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肯定时，传统武术同时也对作为一位师父者提出了他的责任与要求，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作为什应该为人师表，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感染、熏陶学生。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何？”之言。传习百功技艺同样，对于传统武术而言，对师父的正道和功行，主要表现为为师者的武技传道和德行两方面。五言中的“要学真本事，首先重择师”，就是对师父提出的要求。

道德标准是作为择徒的要求

周伟良：道德标准是作为择徒的要求，同样，道德标准也是一位为师者必须面临的，这种道德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师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所要承担的责任，在有关史料中对于那些一技在身，如藏至宝，不肯尽其法以惠人，或索取、供养，以看人给其钱财多少来定教人的给予了批判，同时也对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人进行了肯定。

周伟良：到了清代，对作为师父的道德要求就不再是停留在一般的舆论评论上，有的拳种就以自己拳门的文字立下规矩，像杨秉在《习武序》中写道，凡传教之师断不可重利轻义，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冥冥之中有人看着你，不能够随便传的。

周伟良：道德责任又是对为师者的一大道德要求，为师者的道德责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要负责对徒弟道德状况的考察，在择徒过程中，不管是一般弟子还是入室弟子，都要求师父对拜师者有一个道德考察的任务，判定这个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的人是师父，在这个问题上为师者往往会面临一个求德还是求利的选择，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传统武术对此早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们批评那些只顾索取供养，不分是非的逐利行为。同时对于那些不为卖技的行为进行了肯定，这种传统无疑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为师者的尊严。

周伟良：第二是担负着对徒弟的道德教育责任，当师徒关系确认以后，徒弟就开始了习武生涯，作为一位老师在传授技艺的同时又必须赋予道德教育责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梅花拳把弟子入门叫做入规矩，更多是表现为师傅对土地入门后的道德管教，这在一些拳谱中的记载是不少的，从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看，其中既有道德伦常的记叙，又有表现为道德伦理的意志品质的教诲。要求师父在传技的过程中注意培养徒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同时还要求对徒弟进行有关武德中最为集中体现的侠义精神灌输，通过一系列的各种方法促使各种规范逐步变成习武者的个人体会和认知，从而在他的习武生涯中加以实践。

周伟良：第三种责任就是赋予的道德强制责任，指在习武传承过程中如果师父发现徒弟品行不端，任何教育措施都无济于事时所采用的某种强制性手段，这种强制性手段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解除两人之间的师徒关系，轰出门派，予以除名。由于这些被除名的人不再是门内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对这样的人群起而攻之，武林中经常听到的所谓“清理门户”，大概就是指这个内容。至于在清理门户中是否能将他认为不合格的徒弟击毙，以存道义，目前这样的史料很少，我见不到这样的记载。在我看来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有，不能说没有，但恐怕也是极个别的现象。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般来讲，除君主、司法以外，法律不承认任何人有杀人的权利，即使过失杀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武术中的所谓清理门户，将恶徒击毙，可能仅仅是一种传说故事，但在这个故事中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道德情感。

周伟良：总之，作为一名令人敬慕的师父，不但要自己有良好的道德情操、高超的技术水平，还要对徒弟负有伦理上的教诲，和利用各种条件充分发挥习武者自身的有利因素，从而使得习武者掌握武技。

周伟良：第三部分我简要谈一下传统师徒传承具有的文化意义，丰富琳琅的传统门派是传统武术中最重要的文化库存，考察它的形成和文化根源，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种种分析和推断，但以模拟血缘为特征的师徒传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以纯粹血缘而传承的拳种可以说基本没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师徒传承是至今为止传统武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这种根植于小农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师徒传承，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封闭型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影响，师徒传承肯定存在它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周伟良：首先它体现在内部强烈的人生依附和森严的等级之分下，比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等。比如考量徒弟品行的磕头三千，呼师八百等等。在师与徒的关系上，师父所要求的一切就是徒弟必须建立的内容，其中的道理不需要做理性考察，只要去执行就行，应该说这种情形导致了传统武术在方法和理论上少有突破。第二，这种师徒传承的局限还体现在很容易形成各传统门派之间的争斗上，从文化学发展看，传统门派的形成本来是一个文化客体向文化复合体的扩展，但由于在门内人、门外人的区分下，在传统门派发展史上也很容易产生争斗，不仅有内家外家之争，就是同一拳种，也有服气不服气，相互嘲讽等口舌。门派之争给传统武术健康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早在民国之间，要求屏除门派，就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呼声，然而，在这种门派之争的背后，传统的师徒传承却起到了相当大的特点，因为师徒传承往往以家长制管理为运作机制，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统社会中顺者为孝的伦理色彩，很多徒弟喜师之所喜，恶师之所恶，很容易由于师门之见而成为争斗的双方。所以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传统武术师徒传承消极的影响。但是，传统武术的师徒传承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但没有属于历史的过去式，今天它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传统武术有它当代的文化意义。

周伟良：它的意义在什么方法呢？不妨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这种师徒传承首先有利于拳种技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我们看到，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未必都是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的，师徒传承是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正是这种传承范围的狭窄，师徒传承的双方又是通过模拟血缘关系的师父与徒儿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得传承者尽心尽力反复身传言教，务必使徒弟真正掌握，学会，同时徒弟又在师父的管教下刻苦训练，不断领会，这样就使得传统拳种在内部代代传授，代代总结，并且不断有所发展。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印度工匠的技艺时指出的那样，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这就是很高超的技艺，就是由于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传授下来的。

周伟良：把不同拳种的门派发展视为武术门派争斗，理论上不能说没有根据。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传统武术一旦成为一种模式，那么它丰富的文化景观就会大大逊色，就会缺乏勃勃生机，而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历史上一批批各个拳种的传承者们，在一种巨大的文化感召下恪守传统，甘心于贫困寂寞，把习武作为一种与生命同周的生存方式，为本门技艺穷毕生之精力，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可敬可佩的。

周伟良：传统的师徒传承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价值启示，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价值需要，但其中有一部分照样符合它的意义。师徒传承是以血缘宗法为模型的，在由师徒关系交织起来的这一场人伦网络，特别具有人情味，任何一位入了这张网的人，哪怕不是本乡本土的人，只要入了门，如了谱，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中，在这个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会显得孤单寂寞，从而产生一种让人难以摆脱的归属感。

周伟良：对习武者而言，师门就是他习武生涯的归属，这种归属包括两个意思，一个，作为习武者个人对师门的依凭，第二，你的武是有所出的，而不是无根之艺。这也和本人在几年中的社会调访材料中取得的材料一致，这种文化凝聚犹如一把双刃剑，就武术而言，可以推动传统武术的不断发展，也可能造成不同拳种之间的心理隔阂而酿成门派之争，历史上各种门派之争并非是拳种差异的差误，更多是一种文化心理隔阂的恶果。所以有人针对门派之争，主张把所有的技术统一为一种模式，他的偏颇也在于此。因为造成传统门派争斗不是技术上的，最根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在我看来，发展传统武术，最根本的也是对传统拳种技理的发展，消除彼此之间可能的文化心理隔阂，也是现代社会对传统武术实行历史转型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也是一个难点。

周伟良：好的，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